指南录后序

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，我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，统帅各路军队。当时元军已逼近都城门外，无论是迎战、守城还是迁都，都来不及实施。官员、士大夫聚集在左丞相府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。恰逢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，元军邀请南宋当权者相见，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可以缓解祸患。国家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不能爱惜自己；而且估计元军也还可以用言语说动。当初，奉命出使的人，没有被扣留在元军的，我更想借此机会暗中观察元军情况，回来寻求救国策略。于是辞去丞相印信不接受任命，第二天，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发。刚到元军营帐，我慷慨陈词，上下都很震惊，元军也不敢立刻轻视我国。不幸的是，吕师孟在我之前制造了恶感，贾余庆在我之后献媚讨好，我被扣留不能回国，国事于是不可收拾。我估计不能脱身，就径直上前责骂元军统帅失信，列举吕师孟叔侄的叛逆罪行，只想求死，不再顾及利害。元军虽然表面尊敬，实际上很愤怒，两个高级将领名义上是“馆伴”，夜里却派兵包围我的住所，我无法回国了。不久，贾余庆等人以祈请使的身份前往元军。元军驱赶我一同前往，但不在使者的名单里。我按理应当自杀，然而隐忍前往。古人说：“将以此有所作为。”到了京口，我找到机会逃往真州，立即把元军的虚实情况全部报告给淮东、淮西两位制置使，约定联合兵力大举反攻。中兴的机会，大概就在此了。停留了两天，维扬的统帅下了逐客令。不得已，我改名换姓，隐蔽行踪，在草丛中行走，在露天过夜，每天与元军骑兵在长淮之间出没。穷困饥饿，无所依靠，悬赏追捕又很紧急，天高地远，呼天不应。后来得到一条船，避开沙洲，逃出北海，然后渡过扬子江，进入苏州洋，辗转经过四明、天台，最后到达永嘉。唉！我接近死亡的情况，不知道有多少次了！斥责元军统帅该死；辱骂叛贼该死；与元军高级将领相处二十天，争论是非，多次该死；离开京口时，带着匕首以防不测，几乎自杀而死；经过元军舰队十多里，被巡逻船搜寻，几乎投水而死；在真州被赶出城外，几乎彷徨而死；前往扬州，经过瓜洲扬子桥，如果遇到哨兵，没有不死的；扬州城下，进退不能自主，几乎等于送死；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，数千骑兵经过门口，几乎落入贼手而死；在贾家庄几乎被巡逻兵欺凌逼迫而死；夜里赶往高邮，迷失道路，几乎陷入沼泽而死；天亮时，在竹林中躲避哨兵，几十个巡逻骑兵经过，几乎无处可逃而死；到了高邮，制置府下达逮捕令，几乎被逮捕而死；在城子河航行，出入于乱尸之中，船与哨兵先后经过，几乎偶然相遇而死；到了海陵，前往高沙，常常担心无辜而死；经过海安、如皋，共三百里，元军与盗贼往来其间，没有一天不可能死；到了通州，几乎因为不被接纳而死；乘小船在巨浪中航行，无可奈何，早已把死置之度外了。唉！死生，是昼夜之间的事。死就死了，但处境危险恶劣，层层交错出现，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。痛苦过后反思痛苦，那是怎样的痛苦啊！我在患难中，有时用诗记录遭遇，现在保存着这些诗稿不忍丢弃。途中亲手抄录。出使元营，被扣留在北关外，编为一卷；从北关外出发，经过吴门、毗陵，渡过瓜洲，又回到京口，编为一卷；从京口逃脱，前往真州、扬州、高邮、泰州、通州，编为一卷；从海路到永嘉、来到三山，编为一卷。我将把它藏在家中，让后来的人读到它，为我的志向而悲叹。唉！我能活下来是幸运，但幸运地活着是为了什么呢？作为臣子，君主受辱，臣子即使死了也有余罪；作为儿子，用父母赐予的身体去冒险，即使死了也有余责。将向君主请罪，君主不允许；向母亲请罪，母亲不允许；向祖先的坟墓请罪，活着不能拯救国难，死后也要变成厉鬼去攻击贼寇，这是义；依靠上天的神灵、宗庙的福佑，修整我的武器，跟随君王出征，作为先锋，洗雪宗庙的耻辱，恢复高祖的基业，这就是所谓的誓不与贼共存，所谓的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，这也是义。唉！像我这样的人，将无处不是死的地方。以前假使我把尸骨抛弃在荒野，我虽然浩然无愧，但无法在君主和父母面前掩饰自己，君主和父母会怎么说我呢！实在没有想到我能重新穿上朝服，重见日月，如果早晚能死得其所，还有什么遗憾呢！还有什么遗憾呢！这一年夏季五月，改元景炎，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作序，命名为《指南录》。